闽南人推动武夷红茶外销与发展

武夷正山小种红茶之所以能在它出现之初，便能漂洋过海传到欧洲，这是它有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条件使然。

桐木村位于武夷山脉最高地段，闽赣二省的边界处，为交通要道，它北距重要的内河港口江西铅山河口镇80余公里，南距重要的茶叶集镇星村镇仅40余公里，有贸易的天然优越条件；武夷山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久居此地，使武夷山成为理学的摇篮。长期以来武夷山一直是羽流栖息之所，各界人士来往频繁，讯息灵通；武夷茶在宋代便享有盛名，星村镇早已成为茶业行商萃聚之所。这些都是红茶能迅速流通的必要条件。但在众多的优越条件中，还有一条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闽南人在红茶的传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明末武夷山出现一批闽南籍移民和僧人

武夷山的《县志》和《山志》载：清初闽南教徒始人修持。当时，百二十里大山中大小寺庵院有50多处，几乎无山不庵，山僧多为闽南人。著名的有同安籍的释超全，漳浦籍的僧衍操、释超位、铁华上人，龙溪籍的僧如疾、释超煌、道桓、明智，晋江籍的兴觉、真炽，泉州籍净清，漳州籍的性坦等(见《民国崇安县志》二十卷)。本来茶和寺院佛教就有着深远的关系，在武夷山则尤为明显。这些僧人不仅善于品茶，许多还是制茶的高手，如释超全在武夷山为僧时写下的《武夷茶歌》，其中对武夷茶的历史和茶叶制作技术作了精湛的描写。在嗣后返居厦门期间，写下的《安溪茶歌》，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300年前在厦门港武夷红茶与西洋运茶船贸易的盛况：“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这二首茶歌至今仍是研究武夷茶史的珍贵资料。

此外在闽赣边界两边还有许多沿海内迁的闽南人。据《铅山县志》载：“仅明、清二代福建移至此的移民新建村落达523处。”据《上饶县志》载：“全县35个公社，场几乎都有福建人，其中与铅山县邻近的南部为多，迁入者多为泉、漳、汀州的泉州，永春、南安、莆田等县，如与铅山县毗邻的大地公社，85个自然村，有15个全系永春移民所建。”这些移民与闽南茶商、僧人语言相通，许多被雇佣到武夷山，从事茶叶生产和制作，一些人便在武夷山安家，如武夷山岩茶的中心产区天心村村民大多为闽南后裔。

关于更早的内迁还可追溯到明初防倭祸之时。《福建史稿》记载：明初洪武至嘉靖年间“福建沿海诸岛屿的人民一样被强迫迁入内地”。《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一书载：“明嘉靖年间，倭寇大举侵犯我东南沿海，从嘉靖三十六年到四十五年(1557——1566)前后10年中，泉州所属各县，先后遭受倭寇不同程度的骚扰。南安、永春、安溪的县城都被倭寇攻陷过。”因此当地居民曾大举内迁和外迁，这在当地族谱中有关记载很多，例如：“若夫倭寇时之离异迁界时之散处，或往京师，或往江西、湖广、或往粤省，暹罗、吕宋等处。正所谓外(出)省入番邦，而不回故乡者。”

这些闽南籍寺僧和闽南籍移民自然把武夷茶传到家乡闽南，很快地引来闽南商贾前来经营茶叶。

(二)闽南商人推动了武夷正山小种红茶的外销

由于有了一批闽南籍僧人和移民，再加上星村镇作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自然吸引了闽南籍茶商前来经营武夷山茶叶。这些闽南籍茶叶行商南来北往推动了武夷茶的外销。

闽南籍商人不仅活跃于茶区，而且直接经营闽茶外销。庄国土先生认为：“宋元以降，闽南商人在远东贸易中长期居于优势地位。西人东来后，首先遭遇的也是闽南海商。”“闽南人经营闽北茶叶由来已久。清初至清中期，活跃于茶区的商人多是……漳泉商人。”有“中国海上马车夫”之称的“闽南人”，用商船把茶叶运抵印尼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与欧洲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贸易，由荷兰人把茶叶运回欧洲。16世纪末的荷兰，是当时的海上霸主，造船业居世界首位，商船吨数占欧洲总数的四分之三，有“海上马车夫”之称。荷兰的远航商船于1595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此后继续东进，1602年，荷兰商船首次来到中国。中国的货物主要是由荷兰商船运到欧洲诸国的。基特•乔先生也认为：“茶叶大约是在1610年前后，由荷兰船只从爪哇带进欧洲的”，“荷兰人从爪哇进行他们最初的对华贸易时，碰到由福建厦门开出的中国帆船。”陶德臣先生认为1610年荷兰首次运回欧洲的少量茶叶就是武夷红茶。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90年代，荷兰人通过印尼巴达维亚城转口，向欧洲贩运茶叶不下数十万担。经营从中国贩茶到巴城的海商，几乎都是闽南人。在巴城从事中国帆船与荷兰人之间茶叶贸易的掮客也是闽籍华人。如17世纪30-40年代的巴城甲必丹连富光本身就参与荷兰人的茶叶交易。

闽南籍茶叶行商从明末起一直在武夷山经销茶叶，这种情况到道光年间仍没有改变。1757年，清政府实行第二次海禁，闽海关关闭，仅开广州一口对外贸易。闽茶出口改向由海上外销为由陆路内河运到广州，贩运茶叶者仍多是闽商，而且与洋商进行茶叶交易者也不乏闽人。广州十三行经手所有内地茶叶外销，在这著名的十三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怡和(怡和行)，叶文成(文成行)，潘舶泉(舶泉行)，谢乐裕(乐裕行)，黎资元(资元行)等六行俱为闽籍漳泉商人。

清政府虽然实行海禁，但由闽人粤的海上通道并未禁绝，《黄埔港史》载：“1757年后福建茶商迁来广州贸易，十三行中十分之九为福建商人，贩茶商人大多是内地茶商，贩运目的很明确均为海运茶至粤。”

(三)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飘洋过海到欧洲

明末清初闽南籍僧人人住武夷山修持，在闽赣边界居住一批明清时期内迁的闽南人，及星村向为茶叶行商萃聚之所吸引了闽南籍茶叶行商，加上闽南籍商船长期占据南洋商贸的优势地位。因此，形成一条从产区到海上的贸易网络。这种优越的条件是中国其他茶叶产区所没有的，这也就是武夷正山小种红茶之所以能在它一出现就如它的产生的传说那样，能迅速的流通到海外，使它一开始产生就直接与海外贸易相连，这也是红茶高度海外贸易化的根本原因。根据正山小种起源的传说，当地人不饮红茶，红茶是专供海外贸易的商品，以及漳泉商人从茶区到海上长期形成的贸易网络等因素的综合，可以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正山小种红茶在明末某年五、六月间一次意外中创制后，当地人不愿饮用这种异类的茶叶，便由茶农送到星村茶市贱卖。在星村茶市的闽南行商购买后运到厦门，由专营厦门至海外贸易的漳泉商人乘十、十一月的季风运到巴达维亚与恰好在那时到达的荷兰商人贸易，小种红茶遂由荷兰人带回欧洲。漳泉商人交易成功，遂又返回当地继续订购小种红茶。这一时期当在1610年前，从此正山小种红茶形成一个从产区到欧洲的完整贸易网络。是这条畅通的贸易网络，使正山小种红茶幸运地从它一诞生起就走出了山沟沟，飘洋过海，成了西方世界的宠儿，并伴随着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传播，使红茶形成优美的红茶文化，并使红茶成为今天世界年消费量达9000亿杯的世界第一大茶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