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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儒、道兴盛是推动武夷茶发展的重要因素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中国大支柱。的茶文化如同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儒家的人生追求,道家的自然理念,佛家的禅悟精释、道与茶有不解之缘。

儒家以孔子为代表,是他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儒家文化境界上。儒家思相是积极维系统一、和谐、宁静而又相依的社会秩序,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个人自我完善。而茶是一种最好的媒体,通过品茶来陶冶情操,沟通感情,增进友谊,创和谐的环境。这也体现了儒家一扣中庸之道的精神。所以历代儒家总是把品茶纳入宣扬自已思想的轨道。

朱熹深通儒学,又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在《朱子语类》录有一则朱熹对建茶的中庸之德的认识:

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日:“《南轩集》言:‘草茶如草泽高人,蜡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朱熹把建茶(武夷茶也属建茶)比之于“中庸之为德”,一杯清茶竞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儒家核心之思想。

佛教与茶的关系更为密切,中国的饮茶之风的盛行与佛教的传播、普及有关。佛教寺院中和尚念经,打坐至深夜,为了防止玎瞌睡而饮茶,有《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可资证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段文字讲到坐禅必须整夜不寐,又不允许晚间吃饭,但都允许喝茶。喝茶可以使僧众通宵坐禅不眠,又能帮助消化,还可使人平心静气,六欲不生,喝茶自然成了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而成风俗了。特别是唐代以后,禅宗日盛更使饮茶之风盛行天下。茶圣陆羽,自幼即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禅院中度过童年,他对茶的最初了解和兴趣也是从寺庙中获得,并练就一手烹茶的高超本领。他所撰写的《茶经》集当时中国茶道文化之大成,其中不乏对僧人嗜茶的记载。

饮茶不仅是学禅的需要,更是与禅宗的理念一致。佛教中有许多宗派,在这些宗派中,禅宗对茶文化的贡献不小。禅是中国化的佛教,主张“顿悟”,禅宗认为佛法只有通过修行去体悟,就如喝茶一样,只有自己去吃才可品尝茶味,体现茶与禅的一体性,即所谓“茶禅一味”也。因此说,饮茶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和茶便紧密联结在一起。《五灯会元》卷九记载:“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这喝茶便被赋予浓重宗教色彩了。由于众多佛教高僧对茶的推崇和培育,我国各地许多名茶都出自寺院僧人之手,如休宁松萝茶,是明时僧人大方首创。故有“自古名寺出名茶”,那里有名山宝刹那里就有名茶。

在道家的眼里,饮茶是养生延年的手段,如张君房《云芨七签》中说:“若要汤药,杏仁姜蜜及好蜀茶无妨,力未圆可以调助。”到魏晋时,道家已饮茶成俗,南北朝时已用于待客。南北朝时茅山著名道士兼医学家陶弘景就提倡以茶养生。道教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各方面都发生过关系,它对儒家,理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道家强调“天人合一”观,追求人与宇宙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境界。道家也讲究修炼和内省,崇尚清净虚无,去尘离俗,恬淡无为,追求清静寡欲,质朴自然,这与“茶性淡味苦而甘”十分贴近契合。

武夷山是儒、释、道三教同山的名山。民国《崇安县志》记载:“崖下旧有三贤祠……近由俗人改建三教堂祀孔子、老子、释迦”,反映了武夷山三教并存争荣的史实。

武夷山之成道教名山始之汉武帝刘彻遣使到武夷山封祭武夷君。自那时起招来了不少仰幕武夷山的隐士进山修炼,逐步地演化出皇太姥及魏王子骞等十三仙,形成武夷道教的雏形,最终成为全国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的“第十六升真元化之洞”。南宋时全真道南宗五祖白玉蟾,对全真道教创建和发展作了突出的贡献,至今仍风靡的健身气功“玉蟾功”相传为其创建。他曾在武夷山止止庵修道多年,并与当时同在武夷山的理学大师朱熹过从甚密。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朱熹逝世,白玉蟾曾撰诗挽怀,如《题精舍》云:“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前只见药炉空,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白玉蟾对道教发展有突出贡献,他的道术吸收了佛教禅宗的同时,也吸收儒学理论。武夷山之所以能成为儒、释,道三教名山与白玉蟾和朱熹在道教和儒学中权威地位及都是儒、释、道三教文化贯通的人物,都对儒道的相互理解和融通有很大的关系。

宋、明二代是武夷山道教最盛时期,宋代新建和修建的道观,有文字记载的27座,明代为26座。规模最大的冲佑观也兴建和重建在宋、明二代。它在宋、明时有殿宇300间,周围还拱卫着18座遭观。武夷山的道观自唐宋以来,历代有赐田,计达1000亩。

武夷山佛教的历史也久远,它几乎与武夷山道教同时出现在唐朝。著名北宋武夷山籍词人柳永,一生中惟一的一首咏唱武夷山诗《题中峰寺》中便有“千万峰中梵室开”的佳句,反映唐宋武夷山佛教的鼎盛,寺庙林立的景象。《崇安县新志》载:武夷山佛教兴于唐代和五代之时,共有寺庙54座,宋代共有寺庙72座,迄到明代有100余座,清代寺庙接近200座。

唐宋以来,武夷山三教兴盛,寺庙道观林立,然而山中几无农田,只有茶山。但山中土气宜茶,僧人道士在释经参禅之余,还耕作茶山。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记有:“黄冠既获茶利遂遍种之,一时松栝樵苏都尽,后百年为茶所困,复尽刈之,九曲遂濯濯矣”,说明黄冠道士几乎控制山中茶园。他们不仅喝茶,赏茶,还自己劳作种茶,制作茶叶,其中不少还是制茶高手,如清代康熙时武夷山著名寺僧释超全曾在《武夷茶歌》中详细记录了武夷茶的辉煌历史及武夷山民背负贡茶的沉重负担,记录了黄冠道士种茶的辛苦,也详细记录了武夷茶的制作工艺。僧道们既有道士种茶的辛苦,也详细记录了武夷茶的制作工艺。僧道们既有耕作之苦,也尽情享受品茶时的愉悦。他们用茶解困,以茶待客,赏茶为乐,这里有白玉蟾在武夷山写的《水调歌头•咏茶》词为证:

二月一番雨,咋夜一声雷。

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

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

吸新泉,烹活火,试将来。

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

二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到明末清初之际,武夷茶的生产制作多归寺僧经营。而这些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闽南寺僧经营茶叶生产的现象到19世纪中叶时仍存在。1848年英国人福田纳(F•Fortune)到武夷山后,写道“武夷山寺僧对茶叶种植与加工似乎比对佛教礼仪更重视”。由此可见武山的寺僧对武夷山茶发展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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