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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人文历史环境是武夷茶成名的基础

武夷山自宋、元、明起即出贡茶,明末和清初又出现了正山小种红茶和乌龙茶。自此中国的不发酵绿茶,全发酵的红茶,半发酵的乌龙茶这三大茶类中有二大茶类出自武夷山。在让人惊叹之余,也不禁产生一些疑问,为什么武夷山历史上能屡出名茶?正山小种红茶在桐木关的深山中产生为什么能够漂洋过海、名震环宇?我们在了解武夷山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后,便会感到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在武夷山具有出名茶的特有环境和条件。

大凡名山,名水,名人的赞扬是名茶得以诞生和赖以著名的基本条件。名山、名水所依托的优越自然环境和气候是出好茶的基础,但好茶要成名茶,它还离不开优越的人文环境。有人更把名茶兴起的原因归结于一是当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二是有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闲适人士驻足当地并对当地文化有深刻的影响;三是僧侣阶层的独特作用;四是成为封建时代皇室的贡茶。这些名茶兴起的条件,在武夷山都是具备的。乾隆年间的《武夷山志》云:“名胜之多,土膏之厚,茶薜竹木之清佳以及骚人游士之吟咏,外而道书方士及云蓝香梵之所寄托不可胜纪。"

《武夷山志》云:“名山胜境必因人而传;名山、名水因名人而名益著。”山、水是这样,名茶也是这样,没有名人的推崇,再好的茶也只能是好茶而已,不会成为名茶。而武夷山优越的人文环境,为武夷茶成名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武夷山有4000多年的文明历史。考古专家发现,早在夏商前(公元前21世纪)即有古越族的先民定居在武夷山区域,并在区域内遗留有船棺的遗迹。

秦汉时期,武夷山已成为闽越人的活动中心。

汉武帝刘彻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遣特使到武夷山封祭武夷君,同时将武夷山划归会稽郡(今浙江省)管辖,武夷山遂成天下名山,并招来不少仰幕武夷山的名人隐士。南北朝时文学家江淹在宋明帝泰始二年(466),畅游武夷山后,赞武夷为“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从此“碧水丹山”成了武夷山的代称。

唐天宝七年(748),唐玄宗李隆基派特使登仕郎颜行之人山封祭武夷君,并刻碑立禁,禁止在武夷山采樵捕鱼。因此有人认为唐时武夷山茶未见闻名,可能与这禁樵有关。

北宋咸平二年(999),真宗亲笔御书“冲佑观”匾额,将“会仙观”改为“冲佑观”遣使节来武夷山。宋朝派遣四品、五品官员到武夷山“冲佑观”任主管提举达145人,其中有陆游、辛弃疾、刘子辒、朱熹等著名学者、诗人。

北宋淳化五年(994)崇安县正式建县,武夷山从此开始续写自己的篇章。自建县开始的宋代成了武夷山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自隋开科举以来,从隋至清,武夷山共有进士258人,而在从北宋到南宋(960——1279)320年的历史中,武夷山共出了214个进士,含三个特科状元,超过了任何一朝。当时的武夷山以“道南理窟”而扬名国内。理学也称“程朱理学”,“理窟”乃理学荟萃之地也,“程朱理学"由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创立,但却是在武夷山完善发展的,武夷山名儒胡安国、朱熹为理学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胡安国,字康侯,崇安人,绍圣四年进士,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他是理学奠基人程颐的再传第子,《春秋传》是他研究理学的结晶。《春秋传》曾被宋高宗列为经筵读本。《崇安县新志》载:“元仁宗皇庆二年……,颁胡安国《春秋传》,朱熹《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传》,蔡沈《书集传》于学官。本邑学术至此一跃而执全国学术之牛耳而笼罩百代矣。”清康熙皇帝曾赐其祠堂“霜松雪柏”匾额,可见其在理学显赫地位和影响不同凡响。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胡寅、胡宁、胡宏、胡宪个个都满腹经伦,其中胡寅、胡宪均为进士出身。而胡宁参与了其父《春秋传》的编纂,《崇安县新志》载:“安国之传春秋也,修纂检讨,尽出宁手。”

程朱理学构成中国宋代至清代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还影响到东亚、东南亚、欧美诸国,其集大成者则为朱熹。

朱熹(1130——1200)字仲晦,绍兴戊辰进士,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地位的人物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首推孔子,后推朱熹。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近50年,著书教学。他从14岁到武夷山,其父以书托孤于武夷山著名抗金将领刘子羽,并尊父命拜刘子辒、刘勉之为师,刘勉之并以其女嫁朱熹为妻。到71岁逝世时,除在外当官9年外,都在武夷山度过。朱熹在武夷山先后创办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考亭书院”先后影响了宋元数十位著名学者在这里创办书院,传播理学思想。朱熹在武夷山著述、传教使武夷山遂成理学名山。

名山又吸引了众多的名人到此,如历史知名人士,有顾野王、江淹、李商隐、范仲淹、晏殊、李纲、杨亿、陆游、柳永、辛弃疾、刘基、戚继光、徐霞客、董其昌、石涛、袁枚,等等。这些名人大多留有文章或诗词称颂武夷山,又益发使武夷山名声远扬。在这众多的文人墨客雅士驻足武夷山时,除了颂扬名山、名水外,其中有相当篇幅是颂扬武夷茶的。他们在茶余饭后斗茶品茗,以茶论文,更使武夷山茶名声大噪。在集茶文,茶著,茶诗之大成的《中国茶文化经典》中就可以看到大量评武夷茶的文章,诗词,这对推介武夷茶,并使武夷茶的成名起了巨大的作用。

数百年来咏颂武夷茶的诗歌辞文无数,如范仲淹《和章山民从事斗茶歌》云:“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载。”他把武夷茶的历史推到远古时代,越发增加了神秘感。苏东坡的茶文《叶嘉传》把茶树誉为“叶嘉”,以拟人化的手法记述了武夷茶“茶叶嘉美”享誉宫延,深得天子厚爱的情形。朱熹在武夷寓居之余,还携篓采茶,以此为乐,有诗为证:“携続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心寒,鉫跌谢衾影。”

自宋时起,武夷名山与武夷茶交相辉映,武夷茶开始崛起华享誉朝野。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丁谓、刘子恽、朱素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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