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的武夷茶

伊戈尔•科普托夫在《物的文化传记》中写道，物的传记可使本来暖昧不明的东西浮现出来。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物的传记可以证明人类学家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和接受外来思想一样，接受外来物品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它们被接纳的事实，而是它们被文化重新界定并投入到使用中去的方式。17—19世纪初的福建省崇安县，无论是在青/岩茶的原产地武夷山风景区内，还是在红茶的原产地桐木，海外市场对武夷茶的追捧都深刻影响并参与建构了当地的文化图式，并在原产地武夷山形成了正岩/外岩、正山/外山的空间结构。本章以“物的民族志”的方式来讨论在物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全球贸易网络形成过程中，一种地域性产品是如何在世界图景中获得新的文化意义的。从文化视野来看，17—19世纪武夷山茶叶在俄罗斯及英国的商贸流动，不仅仅只是一条商路的拓展、财源的通道或者仅仅是欧洲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应将其向海外的流动视为物质离开其原生型土壤，经过异域语境的重塑而获得一种新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过程。

伊戈尔•科普托夫在《物的文化传记》中写道，物的传记可使本来暧昧不明的东西浮现出来。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物的传记可以证明人类学家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和接受外来思想一样，接受外来物品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它们被接纳的事实，而是它们被文化重新界定并投入到使用中去的方式。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17—18世纪中国茶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它就不仅仅只是一条商路的拓展、财源的通道或者仅仅是欧洲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一期间福建武夷山的茶叶有两条流通途径：一条通过陆上茶叶之路北上(以武夷青茶为主)，经晋商之手，最终抵达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另一条则通过海路南下(以正山小种红茶为主)，经由荷兰商人的辗转贩卖，最终抵达英法等欧洲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初的两三百年间，福建省出口的茶叶一直在东西方交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茶叶划出了一条族群疆界，它为我们界定了“他者”，同时也成为满足“他者”对东方的神秘想象的身体体验；茶叶对西方“身体”的改造与重塑，茶叶的流人使东方不仅以其绚丽的外表使欧洲为之目眩神迷，而且也是潜入欧洲整个躯体的一种存在，从其身体内部源源不断地将白银吸收到东方；18世纪由茶叶、丝绸和瓷器在欧洲掀起的“中国潮”，使中国成为西方人眼中的理想化的“异托邦”，西方人相信一个“为身体健康而开出治疗措施”的国家也能成为“诸种社会之秩序的典范”帝国。在此意义上，在由中国东南沿海延伸出来的两条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茶叶之路)上的物质流动，成为西方对东方物质文明顶礼膜拜的朝圣之旅。

而在茶叶流动链条上的另一端，17～19世纪初的中国福建省的崇安县，无论是在青/岩茶的原产地武夷山风景区内，还是在红茶的原产地桐木，海外市场对武夷茶的追捧都深刻影响并参与建构了当地的文化图式，在原产地武夷山形成了正岩/外岩、正山/外山的空间结构。

以红茶为例，从正山小种到“金骏眉”，每一次茶叶的“诞生”与命名都是一次文化的再生产。“正/外”的空间结构存在于现实中并在现实中被不断再生产。在兵乱中偶然“做坏的茶”却意外地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事件转变为范畴，神话成为现实，“最差的茶”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好的红茶”。进一步地，为了限定利益范围并加强内部认同，桐木人逐渐建构了桐木“正山”作为“最好的中国红茶”原产地的空间结构。地域范围的不可复制性正好对应了文化范畴的相对稳定性，这是“正山”作为文化范畴的第一次生产；而在金骏眉的制造过程中，当地人正是利用了这一既定的文化图式，依据过去的经验对现实进行重新组构，以文化去推动市场。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金骏眉的地域范围“正山”，作为一种文化秩序的象征关系，乃是一种历史事物。